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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里抗英(晚清的乡村是什么样的)

发布时间: 2021-11-06 10:07:22 作者:admin

一、三元里抗英事件

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中,茅海建先生详细地论述了鸦片战争的史实,其中较引起关注的是其关于三元里抗英事件的部分。三元里抗英是鸦片战争中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一个事件。

根据英方陆军司令郭富的报告,从5月30日中午至5月31号中午,民众聚集了1.2万至1.5万人将英方阵地包围。英军死亡5—7人,受伤23—42人。经过一百七十多年来的流传、人为的放大,三元里抗英被简化为这样一个结论:英军的暴行激起了三元里等地民众的反抗。这个结论事实上没有在任何一方面体现出三元里抗英事件的价值和意义。

三元里抗英:晚清的乡村社会是怎样的?

 

“英军的暴行”这种模糊不清的指责暂且不论,那英军的暴行是怎样激起三元里等地上万民众的反抗的?为什么是民众反抗,而不是官兵、军队反击?民众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反抗的?为何能在短时间内聚集如此多的民众?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而本文认为,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于一个根本的因素——村社自有权力结构。

鸦片战争中,在清朝的军队被英军击溃的情况下,村社自有权力结构在和英军对抗的过程中有怎样的作用。

首先要明确的是村社自有权力结构的含义。村社自有权力结构是指在行政干涉较弱的地方村社中,以绅士作为权力支配者而形成的结构。

三元里抗英:晚清的乡村社会是怎样的?

 

二、关于村社自有权力结构的三个问题

为了充分地探讨前面提出的问题,本文接下来将提出三个问题并予以解释。

2.1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村社自有权力结构会产生

为什么地方官僚的权力不能完全地渗透到各村社当中,以至于产生了村社自有权力结构?

清朝任命的地方官僚往往被排除在村社自有权力结构之外,因为大多数地方官僚不像绅士那样与村社的民众有着密切的联系、与村社之间也没有情感纽带。在较为封闭的环境下,村社本地的世代生活着并与民众有着土地、经济上的联系的绅士,与民众更有某种程度上的亲近关系;而外来的地方官和居民则缺乏这样的联系,并很多时候需要将村社自有的权力结构纳入政治体制中,以保证治理绩效。

除了关系的远近之外,地方官的腐败行为也是导致其不能很好地融入到村社当中的原因。一个典型的反例就是1841年崇阳爆发了以钟人杰等小绅士为主导的暴乱,起因正是税收官员以人民负担不起的附加税强行索取超额税款。

可以说,税收是导致村社的民众对绅士产生依附关系的重要原因。从税收的角度来看,过多的捐税将驱使弱小的户寻求有权势的大户的保护,因为同意绅士名流替他们交纳捐税,他们就可以避免许多非法的额外负担。对于绅士来说这肯定能够谋取一定利益,但它从本质上来说是保护氏族和村社利益以防止官府敲诈勒索的举动。

三元里抗英:晚清的乡村社会是怎样的?

 

2.2 第二个问题:绅士在村社自有权力结构中的支配地位

绅士为什么在村社自有权力结构中取得支配地位?

首先是绅士自身具有的特质。绅士这一群体凭借良好的教育、科举考试所带来的名誉头衔和功名、财富、广阔的社会人脉关系,能够立于村社权力结构的支配地位,“踞于无数的平民以及所谓‘贱民’之上,支配着中国民间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不一定所有的绅士都有巨大的财富,但民众们相信经过良好教育的绅士更有学识、素养;而且绅士们常常考取过科举功名,曾经当过官、有一定的处理事务的经验,更让民众们对其权威性产生某种程度上的认可。

另一方面则是绅士与村社外部的政治体制的联系。绅士虽然在形式上处于国家政权机构之外,但事实上有学者指出,许多地区的乡村并没有完全被国家权力渗透,仍然保持着相对闭塞的状态,而绅士则是国家委任的地方官员与乡村居民之间的“缓冲器”。

钟人杰等绅士领导的暴动是一种应对村社需求的极端化处理方式,在更多地区,官府对于绅士们的不满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他们通过设立“团”等实际上由绅士掌控的机构,将村社的权力结构纳入体制,把绅士已经僭取的相当大的税收权力合法化。通过这种方式,地方官就能一定程度上防止“抗粮”、暴动,并通过绅士来与村社的居民达成更和谐的关系、化解矛盾。而且“团”等组织在防御敌袭、治安维持上也发挥作用,它在农民们闲暇的时候训练他们以备叛乱、敌袭发生时能够守卫村社,并选派一些人防范盗窃抢劫、维持日常治安。

更何况,绅士由于曾经做过官,在朝廷、官府中有一定的人脉关系,因而作为村社与官府的“缓冲器”,与官府打起交道来更为便利。

三元里抗英:晚清的乡村社会是怎样的?

 

2.3关于三元里抗英事件的领导人和参与主体的问题

综合以上两个问题,因为当时的民众还没有一种统一的国家、民族概念,思想更多是停留在为本氏族、本地区的利益而考虑,因此需要有一个既能够代表该区域的利益、又与民众有密切联系的群体——即绅士来为民众作通盘的考虑。绅士自身具有的特质和其与村社外部的政治体制的联系赋予其一种权威,令绅士能够动员相当大一片范围的民众,并且使民众更信服其判断从而自发地遵从,因为大多数终生务农的民众相信有学识的人比他们考虑问题更周到也更有远见。

在了解了这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在三元里抗英事件中民众不可能由官府或者任何官员来组织(暂且抛开中英已经达成在广州地区停战的协议这一事实)。因为官府的权力没办法直接触及到村社中,而绅士及其管理的某种组织既是清朝政治体制中合法的一部分、又是建立在村社自有权力结构基础上的,其资金资源、人脉资源、号召力更甚官府。

而同样的,《天朝的崩溃》中还列举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东省文史馆提出的一种观点:三元里抗英事件的主要领导人是农民韦绍光。这当然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农民不可能成为抗英队伍的主要领导人,因为他没有人脉、资源来迅速在一百多个村庄传播抗英的消息,没有权威来说服、动员上万民众进行反抗斗争,也没有资金支持那样庞大的队伍的装备——哪怕只是一些简陋的冷兵器。

三元里抗英:晚清的乡村社会是怎样的?

 

书中还列举了一种说法,即奕山的奏折中说抗英的领袖是“义勇头人职员邓彰贤、薛必高”,参战的主体则是曾受清军资助火药的义勇。这一种说法本文认为有些道理,但茅海建先生在文中分析其“似无根基”。本文认为这是可以解释清楚的。要明白的是“义勇”是村社自有权力结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产物。这里的“义勇”应该还是指由绅士领导的团练——在三元里及周边地区主要称为“社”,而非作为雇佣军的“勇”。

清朝把村社自有权力结构纳入政治体制,强调地方官僚对其的控制。但传统的官僚对团练或社的控制的效能大部分在于“纯系名称上的合法性”,即通过对支配团练的绅士赏赐名誉性官职,团练名义上归地方官僚领导,但真正起领导作用的还是绅士。因此书中提到的一些观点认为,奕山把抗英人士说成是“义勇”是竭力把这一事件纳入官方的轨道来,来增加自己邀功请赏的资本,这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不管是“义勇”还是团练、社,都在清朝政治体制范围之内。

不管是为了邀功还是出于什么目的,奕山的奏折说抗英的主体是“义勇”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受清军资助火药确实无迹可寻。至于其领导人,则可能是由多个相邻地区的绅士组成的,不一定是一个人。关于领导人的方面就牵扯到了下一个问题。

三元里抗英:晚清的乡村社会是怎样的?

 

2.4 第三个问题:绅士如何通过村社自有权力结构动员民众

绅士如何通过村社自有权力结构来动员民众?三元里地区实际上已经由连结十分松散和称作“社”的复合团体中的绅士的长期合作形式所划定。所谓复合的团,是建立在拥有团练组织的诸多单一村庄的联合的基础上,由至少一位绅士领导的多个村庄的松散联盟。这些复合团通常是由于地方防御、灾害救济等需要而联合的,同样,多个复合团也会因为这些需要而组成更加大的联盟,其领导人一般不会是一个绅士,而是由多个绅士共同组成领导机构。

社通常以市镇为中心,在1825年就有一些关于“升平社”——在抗英事件中起主要动员作用的机构——存在的片断证据。升平社在绅士关心的诸如灾害救济、社会治理等事业上提供了一个让绅士协商、合作的平台,在这里存在着绅士之间的人际交往和惯于协作的传统。在三元里事件中这些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在升平社所覆盖的范围内一百多个村庄都被动员起来,向英军围去。

三、结语

因此,综合以上的讨论,可以得出结论,以绅士为领导的升平社是三元里抗英事件爆发的信息传播和动员主体,绅士在事件中起到领导作用,而其背后则是村社自有权力结构在发挥作用。人们都知道三元里抗英是一群民众聚集起来围堵英军的事件,但以往关于该事件的描述都太过泛化、模糊,大多得不出有价值的结论。因而本文得出的结论有助于我们更加重视村社自有权力结构和绅士在鸦片战争和中国近代化过程扮演的角色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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